内容提要：2020年年初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带来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与武汉市的解封，我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之后，国家的工作重点将逐步转移到恢复经济建设的轨道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快报

2020年年初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带来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随着国内疫情的缓解与武汉市的解封，我国在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之后，国家的工作重点将逐步转移到恢复经济建设的轨道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考察时强调，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仍需坚持新发展理念，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奋进。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并造成扩大蔓延之势自身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对于大自然敬畏的缺失，过度开发所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损与生态环境的退化，都在潜移默化地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自身。长期来看，这场危机也将警示政府与社会公众进一步提高公共健康认知，通过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来保障人类社会自身安危。气候变暖作为可能诱发病毒传播的因素之一，在经济建设中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保护工作具有现实必要性。

一、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出，气候变化作为当前全球最大的环境问题，业已成为导致传染病传播的重要诱因之一。首先，气候变暖会加速病原体繁殖变异，加快疾病传播。生物学家研究表明，病原体的进化包括自然变异、与其他病原体基因交流等，这一过程主要取决于病原体繁殖的世代数和每一代的繁殖时间，而温度的上升可以直接影响许多病原体的繁殖率，进而提高变异速率。其次，气候变化会进一步改变传染病的传播模式，扩大传播范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热带和温带北移，进而带来动植物地理分布格局发生改变。原先热带和温带所存在的传染病及寄生虫病也随着传播媒介的迁移而扩散。近期一个鲜明的例证就是澳洲爆发的严重山火，导致了丛林中的蝙蝠等动物向人类社区的大规模迁徙，而蝙蝠正是冠状病毒等多种病原体的重要宿主。最后，气候变化会加剧社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增强了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给传染病诊治和预防带来负面影响。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卫生条件恶化导致人类更大程度面临暴露风险，并给疾病诊治造成巨大阻碍，自然灾害带来的难民潮又会给传染病蔓延创造条件。种种现象均表明，气候变化与传染病传播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公共健康保护

气候变化是由于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无节制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带来的环境问题，其表现形式是大气环境系统损害而导致的全球不可逆转的单向升温趋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减缓这一升温过程的速度，同时积极适应升温后的自然环境则是重要的双轨解决之道。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级，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涵盖了防治干旱、保障粮食安全、综合利用水资源、完善海岸带保护、应对极端天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一项内容就是保护公共健康。正如前文所述，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病毒变异、传播范围扩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叠加效应，让我们不得不将公共健康保护纳入到直接的适应气候变化进程中。根据国际自然保护同盟（IUCN）的最新建议，各国在《巴黎协定》项下所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中应考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将自然保育和环境恢复作为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手段，进而带来促进公共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效果。

我国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在国务院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提出，要提高人群健康领域适应能力来适应气候变化，具体要完善气候变化脆弱地区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健全气候变化相关疾病的防控，特别是相关传染性和突发性疾病流行特点、规律和适应策略及技术研究，加强对气候变化条件下媒介传播疾病的监测与防控。文件中特别强调了与气候变化相关卫生资源投入的重要性，以此达到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群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目标。由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我国首部《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也将公共健康列为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要加强疾病防控体系、健康教育体系和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由此可见，公共健康保护业已成为我国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开展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另一面，减缓气候变化无疑可以间接促进公共健康保护。一方面，减缓升温速度无疑可以留给我们更多时间，进行包括公共健康保护在内的适应工作的开展。但是，目前按照各国基于《巴黎协定》第一阶段的减排承诺来看，全球气温升幅在本世纪末仍然非常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3.2摄氏度，届时温度升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公共健康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各个国家仍有必要强化各自第二阶段国家自主贡献所承诺的减排行动，来努力实现2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另一方面，减缓气候变化过程可以通过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各类气候融资手段，向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支持人群健康的领域筹集资金。开展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由于其经济回报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对国家财政支出等公共资金具有很高的依赖性。在国民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适当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引导，则可以形成低碳发展收益对于公共健康领域建设的重要助力。

三、协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保护的建议

第一、顶层设计实现两大发展战略的融合

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保护具有重要的协同效果。《“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推进公共健康建设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将其作为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内容，同样可以形成公共健康保护工作的重要推手。

随着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环境问题的健康转向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制定中，从短期来看，我国应加强公共疾病预防和健康保护在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中的比重，进一步强化对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传染性和突发性疾病的科学研究，监测和防控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媒介传播疾病，同时建立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协同专项基金作为支持。从长期来看，加大减排力度，遏制环境恶化，乃是减缓病毒变异和传播，降低人群感染传染性疾病概率的终极路径。在规划中应引入低碳转型与公共健康保护的关联性内容，加大对气候减缓活动的公共引导，可以考虑开拓低碳转型过程中的税收和其他资金渠道，作为协同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

第二、立法跟进解决协同推进中的瓶颈问题

稳定性与可预见性是法律不同于政策的重要优势所在。在我国环境法体系中，保障公众健康被写入我国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二元立法目的当中，同时该法第39条 “环境与健康”条款也明确将国家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环境与公众健康影响研究激励，环境污染有关疾病预防控制等内容进行了概括性规定。但是，相关配套的实施细则，抑或专门化立法始终处于需要不断完善的阶段。在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人民生命健康利益关切尤为凸显的背景下，立法跟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回应步骤。适时出台一部专门的《环境与健康法》，引入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环境相关疾病防控预警、重点人群保护制度的同时，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保护的协同机制纳入法治化轨道，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进程中值得考虑的重要课题。

第三、保护公共健康推动国际气候责任划分

从国际层面看，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和过量排放，对当下的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公共健康问题却无时无刻不困扰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应对公共健康危机无疑又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发达国家理应根据国际气候法已有规则，履行对发展中国家开展包括公共健康保护在内的一系列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支助义务。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传染病疫情受灾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更应强调适应气候变化，尤其是公共健康保护，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在未来提交的第二阶段国家自主贡献中突出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在国际规则谈判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强化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公共健康保护资金援助、公共卫生领域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