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双碳目标提出，绿色、低碳成为经济转型必然趋势。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政策工具，全国碳市场已进入第二个履约期，碳市场的运行带来哪些社会影响？未来各行业该如何推动减排？面对转型，巨大资金缺口如何解决？围绕碳减排相关的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柴麒敏，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

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重要手段

新华财经：近年来高温、洪涝、台风等异常天气越来越频繁，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体会越来越深刻，从应对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怎么做？

柴麒敏：我国从今年6月13日开始至今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已突破1961年以来有完整气象观测的历史记录。“超强高温”的表象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的异常，深层次的原因则来自全球气候变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及多国观测预测的结论，未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将成“气候新常态”。

气候变化问题正式进入国际政治进程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及地球生态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及减缓行动进行科学评估。

从目前来看，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减少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大超过了生态可承受的限度，同时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类活动范围扩展，使地球表面森林覆被大规模破坏。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长，吸收大幅下降，全球的碳循环就出现严重失衡，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问题，就像人发烧后出现的头疼、咳嗽等症状，自然生态系统也出现了“发烧”后强度、频次都显著增强的极端气候事件。洪水、干旱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已从上世纪70年代每10年711起增加到21世纪每10年3000起。

应对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又不至于影响到经济增长和人们日常生活，解决方法无疑只能依靠技术和政策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增加碳吸收的能力，最终形成净零排放，也就是“碳中和”，所以实现技术和经济可行的减排路径非常重要。目前来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的碳排放来自能源和工业，这两部分的减排尤为重要。

在能源领域，推动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变，这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核心的部分，目前已取得初步的进展。比如2021年，全球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投资金额为7550亿美元，创造了历史新高。尤其中国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一是2021年此类投资已占到全球的35%以上，是同期美国的2.3倍；二是随着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规模化发展，中国引领全球此类成本大幅下降，过去十年光伏、风电成本分别下降90%和70%左右，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在工业领域，特别是一些高耗能工业，包括电力、钢铁、建材、石化、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由于生产过程中本身能耗高，如果动力和原料主要来自化石能源，其排放必然较大。未来这些工业不是不发展，而是需要进行生产工艺流程革新，推动技术迭代。比如目前钢铁行业的主流技术还是高炉、转炉工艺，大量用煤，如果未来使用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电炉工艺，排放就会降下来。对工业领域而言，需要转变用能方式，减少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提升电气化水平。这其实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带来了第二次“生命”，未来的先进制造必然是绿色智能“双翼”驱动。

另外建筑、交通领域的排放量也增速较快。其中，建筑直接碳排放约占20%，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则达到30%左右。建筑减排的方式主要将通过提高电气化率，加强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体上的直接应用，比如光储直柔一体化建筑、中深层地热资源开发等。近年来国家也在逐步研究出台新的绿色建筑、零碳建筑标准，要求到“十四五”末，城镇新增建筑100%都要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而交通领域的排放占比约10%，考虑到机动车、高铁、船舶、飞机等交通工具及基础设施的全生命周期排放则将达到20%左右，目前最大的排放来源是道路交通，这一领域减排逻辑和建筑基本类似，就是要提升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依靠电力供给侧脱碳来实现深度减排，并辅以氢/氨、生物质能及其他先进合成燃料等替代。

另一大方面是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虽然各经济体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全球排放量还在快速增长，去年在碳中和形势大好的状况下全球排放仍反弹将近6%。因此，在着力推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还应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领域采取适应气候变化措施，减少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比如在农林业、水资源和粮食安全、人体健康、海岸带及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处于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1850年至1900年）高出了约1.1℃，适应气候变化已刻不容缓。

碳市场是促进减排重要举措，碳价不应强行“拉平”

新华财经：全国碳市场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已在2021年启动运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碳市场会扮演什么角色？

柴麒敏：从环境经济学视角看，我们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会对经济社会带来不好的外部影响，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负外部性”，需要通过一定的定价机制来进行矫正。一种是征税（庇古税），另一种是运用产权理论，把碳排放权界定为公共资源或“公权”，政府进行初始分配，市场通过交易优化配置排放资源，过度排放就要付出经济成本，这就是碳市场。

从激励相容视角看，碳定价机制还有利于筹集转型资金。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平均每年需要投入10万亿美元左右，但如果不采取措施，每年的经济损失约20万亿至72万亿美元（对应温升1.5℃至3.5℃），所以不作为产生的损失更大。但要应对的话资金从哪里来呢？单纯靠加征税收容易引起社会风险。留给我们的选择就是通过市场激励来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新能源、新产业的发展，既解决问题，又创造活力。需要投入的10万亿美元中，首先是政府出资，目前全球每年有几千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投入，但还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必须撬动大量社会资本的投入。设定机制对碳排放进行定价，就可以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从公共政策视角看，推动减排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大棒”（惩罚），即对排放进行征税或定价，一种是“胡萝卜”（奖励），即对减排的企业或产品进行补贴或减税。早期在推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用奖励的方式，对风电、光伏、电动汽车进行补贴，因为一般做“加法”阻力较小。不过这会加重政府负担，不得不转向对排放进行定价的方式。

国际碳市场的发展雏形最初参考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实践。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在欧盟、北美、韩国、新西兰、英国等地实施的碳市场机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我们也要看到，市场功能的完善发挥需要一个长期建设的过程，欧盟碳市场至今已运行17年，曾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我们要对此类创新机制的发展保有耐心。

同时，也要有风险意识，国际碳市场发展很快，碳贸易和技术壁垒型政策呼之欲出，机构投资者参与和金融化程度也越来越高，ESG相关碳信息披露、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碳资信评级、碳金融衍生品、避免“洗绿”和重复计算等新型技术标准和组织层出不穷，国际规则的制定要引起足够重视。

新华财经：您如何看待各经济体间的碳价差异？

柴麒敏：市场机制作为气候变化应对的一个重要措施，仍然要放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框架下去评判。我们谈《巴黎协定》第六条，首先要看到协定中明确的一个重要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以来，一直在强调的是现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应尽的责任是不同的，也就是发达国家应该率先进行减排，历史上这些经济体先排放，气候变化的成因也是由于累积排放所造成，虽然目前我国的年排放量比较大，但到目前为止的累计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从这一角度看，碳价存在差异完全正常，因为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不同。

其次，这一状况也与当前的全球经济分工密切相关，即发达国家整体呈现消费型排放的特征，约70%左右的排放来自生活消费部门，而发展中国家70%左右的排放则来自生产部门。比如我国生产部门约三分之一的排放背后不是为自己消费，而是通过贸易转移到了发达经济体的消费部门。

另外，从减排的边际成本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碳价较高也是正常的，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高，其生产环节基本进行了转移，减排措施相对比较间接。

问题是全球碳价会否趋于一致？欧盟从2019年以来在推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希望通过单边措施“拉平”碳价。但这一机制实际上与《巴黎协定》下全球气候治理的逻辑是冲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实施的是相对减排目标，发达国家要求执行的是全经济范围的绝对减排目标，目标是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差异性的。再加之上述提到的历史责任差异、全球经济分工差异、减排边际成本差异的情况下，通过单边措施对碳价强行“拉平”是不合理的。

当然，更长期来看，未来碳市场在《巴黎协定》第六条机制下是有可能实现互联互通的，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一刀切”或“拔苗助长”，价格形成一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技术上也将非常复杂，可能涉及长时间的谈判，短期内还是应该允许有碳价差别、减排成本差异。

持续减排道长且远，短期问题应用短期方案应对

新华财经：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会否成为新的贸易壁垒？政府和企业应如何应对？此外欧洲能源短缺已使得欧洲不少地区不得不启用燃煤发电，这会否对减排带来负面影响？

柴麒敏：关于碳边境调节机制，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一是这一机制的应对涉及国际贸易、国内制造业发展、标准认证、碳金融等问题，建议成立跨领域、跨部门的技术评估小组，首先了解新机制背后的关键点，形成协调性的方案。

第二，需要尽可能开展多双边的谈判和对话。碳边境调节机制目前还未形成立法，同时生效后也还有一定缓冲期，在这期间需要尽可能多沟通，减少误判。

第三，长期来看，关键是自己要练好内功，国内产业在绿色低碳方向上的竞争要有长远战略谋划，目前来看，低碳零碳负碳技术已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重要赛道和新标准，国内重化工业等碳排放较高的产业需要清醒的意识到，未来到底要走怎样的转型道路，使企业在绿色低碳这一新赛道上真正具有竞争力。

对于欧洲面临的能源困境，受疫情、地缘冲突以及高温天气等因素影响，欧洲能源价格高企。煤炭消费确实出现了反弹，类似情况实际上不是第一次发生，在过去十五年里也时有发生。要真正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并不容易。因为有利益的重新分配，不仅有外部的，还有内部的。

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还会有不断的利益博弈，也有较多的突发情况及不确定性风险出现。对于欧盟的动向，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一次是否会影响到长期气候应对目标的调整。如果影响长期目标，对气候变化应对很可能是伤害。

截至目前，欧盟还在讨论要不要把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重从40%进一步提高。欧洲希望实现能源独立，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所以在方向上还没变。但相关的安全和成本问题会影响到目标的决策。

今年以来，全球的煤炭利用似乎都在复兴，碳排放增长势头难以遏制，但另一方面破纪录高温等事件似乎又在给人类发出“警告”，这是否影响气候变化长期应对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评估。总体上，短期问题应该尽量用短期方案来应对，不能过多牺牲长期利益，如果战略调整频繁，不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也会延误转型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