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最大的网络零售商统计，截至2013年12月12日，全国网民一年花费8.7亿元在口罩、空气净化器等对抗雾霾的用品上，其中买口罩的人比2012年多了181%。增加的不只是数量，还有地域——江浙沪和北京因雾霾问题走到了一起，江苏购买口罩等防护用品的人群超越了北京。当每一位公民都不可避免地要为这种灾难气候埋单的时候，各地也都在出台相应的治理措施，但是效果不尽如人意，我们更愿意寄希望于一阵大风或者一次冷空气降临来驱散雾霾。“目前的措施都是在治‘标’，已经本末倒置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一语中的。

专注研究环境和气候政策近30年、曾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潘家华对中国在加快发展经济过程中大范围出现的雾霾天气深感焦虑，他对治理雾霾“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潘家华看来，标本兼治更要治“本”，包括要让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引导理性消费、要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措施，政府从中做好监管和服务功能，而不是参与市场行为的运动员，“治本就是要釜底抽薪”。

雾霾是长时间积累而产生

《经济》：您怎么看近两年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我们国家大范围集中出现的雾霾天气？

潘家华：首先，雾霾是工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政府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强制性的政策和管制，那么雾霾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因为历史上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英国，还是美国、日本，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雾霾的产生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时大家并不一定注意，一旦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雾霾天气了，大家就感觉到“狼来了”。其实“狼”早就在那了，只是没有引起注意，或者大家的关注点还不在那里。但是，由于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城市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家的要求也提高了，关注的焦点有所转变——从有没有水喝到要喝干净、健康的水了。

中国的制造业和污染源过度集中

《经济》：当大家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雾霾带来的恶果时，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各种治理措施，但是效果还是不太令人满意。在雾霾产生和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潘家华：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区别很大，治理雾霾的方式就应当有所不同。首先，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前无古人的。城镇化发展的规模大，每年超过1600万人口进入城市，要生活、工作，进而带来交通等问题。显然，其他发达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

第二，我们的工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工业发展得很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但从来不会超过第三产业，第三产业从来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而我国的工业占GDP份额长期以来是超过第三产业的，我们的投资规模很大，但是治理相对滞后，投资的速度永远大于治理的速度，所以导致污染物一直累积和提升。

第三，我们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还没有扭转过来，“可持续发展”很难落到实处。政府考核的是GDP，很多人的意识都是“可以允许一定程度上的污染，但是我得先挣钱，我得先发展”，这与我们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

第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的成本和代价远低于守法的成本、代价。我国有各种环境标准，也有各级环保部门。但是我们现在有一部分环保监管人员和污染企业已经变成“猫鼠成为好朋友”了，处罚就是象征性的，污染企业成为政府的“摇钱树”。这与发达国家“法律就是法律，标准就是标准，媒体老百姓都可以来监管”完全不相同。但是我们现在在强势政府的政治环境之下，政府如果不作为，如果与企业同流合污，那么我们这个环境就没法治理。这个很难改变，但也正是我们要改变的。

第五，中国的制造业和污染源过度地聚集在一起。相对而言，欧洲的产业布局就比较注重资源均衡配置。中国因为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对经济资源的相对垄断。比如北京，本来是政治文化中心，不具备水资源和良好的气候等发展工业的条件，但是不少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都搬到这里来，有的企业最后又被搬走。还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文化、交通资源统统都垄断在北京。如果把清华大学搬出北京，至少会减少50万人口。如果把首都第二机场放到唐山，至少为北京减少50万的流动人口，相应的服务产业将为唐山增加10万-20万的就业机会，唐山就不会只关注生产钢铁了。所以，当行政资源的高度集中造成经济资源的高度垄断后，污染源也集中了。

政府要做好监管和服务

《经济》：在您看来，怎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雾霾产生？

潘家华：我觉得应该标本兼治。目前的措施都是在治“标”，所以有点本末倒置。比如北京实施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制度，在限号的情况下，有钱的人会再买另外一个号进行补充。这样导致北京市的车更多了，占地面积更大了。地面交通拥堵，北京又发展庞大的地下交通体系。但是，高峰时段的地铁同样挤不上去。因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么多人在这里，交通再发达，路修得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是“水多了掺面，面多了掺水”，这就是治“标”的恶果。

治“本”才是关键，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是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比如，以其大学闻名于世的剑桥、牛津等，都是大学中的城市，也是城市中的大学。现在再来看北京，原来已经搬出北京的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后来又要回来，要在北京建校。原来在河北保定的华北电力大学，结果现在也要搬到北京来。这些规划都没有考虑空间的均衡配置。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垄断资源。比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来呢？北京的成本这么高。在湖北宜昌对当地是多大的经济带动啊。企业很多决策都是非理性的，但是因为行政资源高度集中，好办事儿，所以大家都想要到首都来。

(记者：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再去重整资源进行均衡配置，很多人会认为成本过高，太难执行。)成本高也得做，不做就没有希望，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相对于整个社会成本——比如进城务工者，他们离开家乡、妻儿。家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相较对他们的心理、对他们下一代带来的影响而言，治理雾霾的成本就相形见绌了！所以，要把社会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是治理雾霾釜底抽薪中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我们现在调整产品结构时经常谈到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在治“标”，通过压产能来治理产能过剩，靠行政资源对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既然有各种既定的标准，政府就应该退出，负责做好监管，执行相关法规。不能因为中央下文件说要治理雾霾，就盲目关停企业，等风头过了，再冒出来。这样完全不管用。所以说，政府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做运动员，不要越位、不要缺位，依靠规则做好裁判员，这才是真正的治“本”。对于市场、企业不要人为地去淘汰，要按法律、按标准去执行。

治“本”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企业挣不挣钱他自己知道，他们会自己去发现商机，去抓住并放大商机，没必要让政府刻意去强调鼓励，而应让市场去配置资源。政府应该做的就是在政策上进行引导，在基础措施方面做好服务。

第四，要引导消费者理性、合理地消费。我觉得我们的房地产已经疯狂了，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有些人手里屯着几套甚至十几套房子，但是他们只住一套，另外的房子放着当资产储备，但是房屋是有寿命的，空间是有限的。他们这样占着很多资源不用，别的房屋就得建得更多，造成更多资源的浪费，所以现在房屋空置率这么高。如果这些资源都能好好地利用起来，那就没这么多的浪费了。如果实行征收房产税，第一套房用于自住全都免税，第二套征30%的税，第三套征50%的税，那么闲置的房产就会逐渐放到市场上，房价就会降下去。所以我们要在消费层面鼓励消费者理性地、负责任地、承担社会责任地消费，而不是奢侈、奢华、妄加的消费方式，还必须让不理性的消费者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政府也不用担心这部分富人会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因为国外的税收更多、更严格。

第五，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合理配置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比如，我们需要澳大利亚的钢铁，就可以在澳大利亚或者巴西把铁矿石炼成钢铁再运回来，这样既增加对方的就业又帮助他们经济发展，然后我们又利用了优质资源。所以，该转移到国外的就转移到国外，该从国外进口的从国外进口。

做好这5个方面才能釜底抽薪根治雾霾，是真正的治“本”。

《经济》：这几个方面实施起来都需要时间、都有难度，您觉得哪个最难、可能遇到的阻力更大？

潘家华：最难的就是政府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政府不能认为自己是万能的，要正确处理好空间、资源的配置问题。政府摆正自己的位置后，很多国家治理雾霾的成功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