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应对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被视为“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或许是对国家间气候治理效果感到失望，近年来，环保人士转向司法程序，希望通过法律诉讼向政府或大型企业施加压力

澳洲森林大火、新冠肺炎疫情、非洲蝗灾、英国洪水等，接连不断的灾难再次促使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尚无确切的科学证据，网络上不乏将上述灾难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的声音。但相关性是否存在以及到底有多大还有待科学的检验。无论如何，气候变化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应对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领域被视为“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然而，科学界对人类排放温室气体是否导致全球变暖还有很大争论。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给气候法治实践带来诸多难题。虽然国际环境法发展出风险预防原则来敦促各国立即采取行动，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国似乎都不情愿率先采取减排行动。

或许是对国家间气候治理效果感到失望，近年来，环保人士转向司法程序，希望通过法律诉讼向政府或大型企业施加压力。

早在2005年，因纽特极地委员会就代表居住在北极圈附近的15万因纽特人，向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提交针对美国政府的申诉。申请者提出，北极地区更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遭受气候变化的破坏，捕鱼、狩猎等传统生存方式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因纽特人主张美国政府侵犯了他们享有的基本人权。

然而，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没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6年，该委员会以申诉书提供的信息不全、不足以作出决定为由拒绝受理此案。事实上，申诉机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诉讼，即使委员会受理案件也无法作出对美国有法律拘束力的决定，因为它在申诉案件中只能作出建议。尽管因纽特人没有获得希望的结果，但其代表认为，此举的积极意义在于唤起美洲国家以及人权机构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

在很多方面，荷兰是个敢为天下先的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荷兰也当仁不让。

在荷兰，有个名为“Urgenda”的环保组织，其名字是由“紧急”“日程”两个英文单词拼合而成。正如其名所示，该组织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事项。2013年，“紧急日程”在海牙地方法院起诉荷兰政府，要求后者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

2015年6月24日，荷兰海牙地方法院作出“‘紧急日程’诉荷兰政府案”的判决，明确荷兰政府具有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荷兰宪法并未规定个人的环境权，而仅仅规定保护环境应当是政府的关切事项。在该案中，海牙地方法院结合国际人权法与荷兰民法的基本原则将国家的“关切事项”具体化，推导出国家在环保方面有适当注意义务，进而判决政府有义务在2020年年底前达到减排25%的目标。

2019年12月20日，荷兰最高法院为环保人士奉上圣诞礼物，它支持了海牙地方法院的判决，鼓舞了气候变化诉讼的士气。

该案判决具备重要的理论价值，体现了荷兰法律界的智慧：法院结合民法的注意义务、国际法不损害他国的规则以及人权理念，将宪法中国家保护环境的原则解释为具体明确的国家义务。

环保理念在法律推理的助力下激发出越来越多的气候变化诉讼，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从诉讼类型或策略来看，既有个人诉政府的气候变化诉讼，比如，朱莉安娜诉美国案;也有个人起诉化石燃料企业等跨国公司的案件，比如，秘鲁农民在德国法院起诉电力巨头莱茵集团，要求后者对家乡的冰川融化承担一定的责任。

不过，气候变化诉讼之路荆棘丛生，并非一帆风顺。2020年伊始，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朱莉安娜等21名儿童对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诉讼，主要理由是法院不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地方。

在挪威，两家非政府组织在奥斯陆地方法院起诉挪威石油和能源部，认为后者颁发巴伦支海深海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许可证的行为违反挪威宪法，特别是环境权条款。原告提出，如果许可证涉及的化石燃料被全部燃烧，将会严重威胁国际社会达成的减少升温1.5度的目标。2018年1月4日，奥斯陆法院在判决中支持了政府一方，法院认为，挪威政府在许可证颁发过程中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

此外，奥斯陆地方法院还认为，开采出来的燃料主要用于出口，挪威国内的排放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在解释宪法环境权的时候不应该考虑燃料出口后的燃烧情况。该法院的逻辑是：外国燃烧我国开采的燃料是外国的事，只要我国不烧就不算违反减排义务。这一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忽视了与本国措施有因果联系的域外影响。

1月22日，博尔加丁上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虽然支持了奥斯陆地方法院的结论，但并不同意在解释环境权的时候不考虑域外影响的观点。上诉法院在媒体发布会指出，挪威宪法适用于本案涉及的情形：温室气体排放源于燃烧挪威出口的燃料。不过，上诉法院认为，挪威宪法规定的违反环境权的门槛较高，法院在审查政府的政治决策时应保持克制，不应轻易地作出政府违宪的判决。该法院还指出，许可证的颁发在多大程度上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也是不确定的，而政府已经尽到了应尽的审慎义务。

我们可以合理地预见，气候变化诉讼在数量上将呈现井喷式的增长，但攻守双方还在进行激烈的博弈，最终胜负尚未见分晓。环保主义者在这乍暖还寒的时候，等待春天的到来。

作者：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