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在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发言指出，如果把近代世界的发展理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贡献。简单地说，中华文明的贡献可以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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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物质文明方面。中国技术发明改写世界历史。中国唐宋时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代，中国占了世界上三分之一左右的GDP。在物质现代化层面，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无疑是中国的技术发明，尤其是传统所说的“四大发明”。

第二类是制度类型。中华文明对世界制度文明的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教分离。对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中国遵从的是孔子的古训“敬鬼神而远之”。中华文明并不否认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但反对宗教信仰影响政治，更不用说宗教主导政治了。而在西方，中世纪盛行政教合一。近代以来，政教分离的过程充满着暴力。直到今天，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在不少国家依然处于紧张状态。第二，政商分离。中华文明中，金钱不能影响政治。中国数千年“士农工商”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商人的地位不及其他阶层，而是说商人不能用钱来影响政治。而在西方，直到今天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基本上是以金钱为基础的。第三，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因为这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或者文官体制的核心。中国秦汉时就形成了完整的官僚体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山把中国称为“第一个近代国家”。西方到近代才开始发展类似的官僚体系，并且是受中国体制的影响的。最先发现和系统性应用中国式官僚体制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后这一制度再输入欧美，为欧洲的政治体制所吸纳。

第三类是理念类型。中国理念对西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经济领域，中国古典《易经》和道家的“无为”思想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法国的重农学派）的思想核心。在重农主义学派中，“无为”被表述为“不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在教育领域，中国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来的大众教育的思想根源。尽管大众教育的经济基础是近代以来的工业化，但中国“有教无类”则是其思想基础。在社会领域，中国古典的“大同社会”理念和欧洲自近代早期开始形成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近代社会主义思想从欧洲传入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任何困难接受之。

来源：北京日报

陆琴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