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青海湖等各类高原湖泊面积其实正在扩大。哈希 • 扎西多杰表示，这也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位于低洼处的湖泊地块是最硬的，因此目前积水越来越多。但等冰川雪山冻土大面积融化完，湖水面积将会再度萎缩，进入一个不可逆的周期。”

果洛藏族自治州高原草场。拍摄：李讯

2023年7月下旬，空气稀薄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高原上飘着细雨，黑土滩修复志愿者正在修复后的草场上调查植物群落数量。

这里距离西宁约400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以上。远处未被治理的山头上还依稀可见赤裸在外的黑色土壤，但近处的草原已经长出了新草，高原毛茛还开出了黄色的花。今年4月开始，在全球皮肤学公司高德美支持下，与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合作，修复了总计300余亩的退化草场，完成了其三江源黑土滩生态修复公益项目的首场治理行动。

三江源是长江、黄河及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来源，被誉为“中华水塔”。这里也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列入国家和青海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共有88种，占全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数的32.59%。

在四个月前，高德美、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与牧民一起刨沟松土，播撒下披碱草、老芒麦、中华羊茅、冷地早熟禾、星星草、燕麦、紫羊茅等7种本地草种，最后引导牦牛踩踏、施肥，并进行休牧管理。

独特且脆弱：三江源的生态变迁

青藏高原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作为南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极，这里经过长时间的自然演化，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但脆弱的青藏高寒草原生态系统。每个特有物种都是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和雪线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直接影响高原上的水资源供应，进而对下游地区的水源和灌溉产生影响。此外，高原上的草地和湿地是重要的碳储存区。冻土融化将释放大量储存在其中的甲烷和二氧化碳，加剧气候变化。

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发起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终生践行者哈希•扎西多杰接受界面新闻采访表示，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变化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说：“这一阶段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同时传统的保护文化受到挑战，盗猎也比较严重。”20世纪80年代非法偷猎者大量涌入三江源，盗猎猖獗。在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从20余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1994年，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押运武装盗猎藏羚羊的犯罪分子时中弹牺牲。当时，他的助理正是哈希 • 扎西多杰。

改革开放后，国家基础建设提速，资源需求扩大。三江源出现多个盗采矿点。2016年经青海省排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存在矿点44处。“采矿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对当地生态影响很大。”哈希 • 扎西多杰告诉界面新闻。开矿会造成地面沉降。偷采的矿产质量不高，需要用大量清水进行分级处理。洗煤池遗留大量沉积重金属的废水。这些废水流入周边湖泊河流后破坏当地水环境。裸露在外的矿渣还容易被风吹散，扩大污染面积。雪上加霜的是，这里气候高寒，植物不易生长，修复困难。

此外，当地的道路、房屋建设也对环境造成影响。各个牧场承包到户后使用围栏圈围草场，阻碍了野生动物种群的交流。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蒋志刚团队的一项研究明确指出，草原围栏导致普氏原羚栖息地面积缩小，甚至直接造成了普氏原羚个体死亡。“三江源地区的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破碎了，形成‘岛屿’。一个种群与别的种群没有交流，受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哈希 • 扎西多杰说。

从自然保护区到国家公园

随着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出台完善，情况逐渐好转。2003年，三江源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特殊情况外，任何人均禁止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而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也被禁止。核心区与缓冲区均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已经造成破坏的需要进行修复补救。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我国正式开始探索国家公园实践。相较于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突破行政区划界线，更加强调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的保护。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等第一批国家公园。目前国家公园法已列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项目负责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彭奎博士表示：“建立国家公园是原先许多驻扎在三江源的环保社会组织的行动目标。”

彭奎博士接受记者采访，远处黑色土壤为尚未修复的黑土滩。拍摄：李讯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于2013年起在当地社区开始保护活动，提出在三江源发展“生态服务型经济”，并联合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开展“三江源地区农牧民草场经营模式及可持续的替代生计调查”；基于大量的社区实践，永续联合多方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构建自然保护体系前提下建设国家公园制度的政策建议”等系列政策建议，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

除了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以及当地的环境保护机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原上草自然保护中心等组织也在关注三江源的环境生态，项目覆盖草原保护、动物保护和知识科普等领域。

三江源国家公园划分了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进行分级管理。核心保护区社区优先引导世居群众向外转移，世居群众在不扩大现有规模的前提下，可以开展必要的生活性放牧等活动。

生态整体好转，但气候变化成为新危机

2005年以前，黄河第一站黄河沿站曾数次发生断流。报道显示，断流的直接原因是来水量太小。哈希 • 扎西多杰表示：“十八大以后当地的环境问题有很大的变化，垃圾、矿场问题不如以前突出。环境问题的最大难点可能还是气候变化。”

目前，三江源生态逐渐好转。数据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林草覆盖率已超过74%，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到7万余只。但全球气候变暖后，永久性冻土层、冰川雪山都在融化。“因为青藏高原多数都是冻土区，土层特别薄。”哈希 • 扎西多杰说。《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23—2030年）》中也指出：“三江源生态本底整体好转、局部退化的基本格局没有扭转。生态退化区域绝对面积大、恢复治理任务繁重。受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影响，局部湿地退化、草原荒漠化等生态环境风险加大。”

人靠牦牛，牦牛靠草原。植被减少，牧民只能转向更多天然草场集中放牧，导致更多土地的流失，水源涵养能力减退，加剧下游洪水风险。上游泥沙和污染物的输入可能破坏水生态系统的平衡，影响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和繁衍。

青藏高原上正在吃草的牦牛。拍摄：李讯

与多数人想象不符的是，目前，青海湖等各类高原湖泊面积其实正在扩大。哈希 • 扎西多杰表示，这也是全球变暖的结果：“位于低洼处的湖泊地块是最硬的，因此目前积水越来越多。但等冰川雪山冻土大面积融化完，湖水面积将会再度萎缩，进入一个不可逆的周期。”湖面扩大的同时，流入湖泊的支流流量正在减少。

生态修复，如何科学进行？

生态修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不是只要出现黑土滩的地方都要种草，而是需要科学应对。三江源黑土滩生态修复需要关注土壤、植物和动物组成的不同生态层次。“我们要用牧民的眼光去看草原，而不是城市的眼光。不要看到一片平地就觉得它应该长满草。”哈希 • 扎西多杰还提到，有的地方在青海湖周边大面积种植油菜花，从旅游景观和经济效益上可行，但油菜花不属于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一定要超前，至少是同步来做好生态评估。”

目前，这片黑土滩已经再度恢复绿色，项目取得初步成效。根据当地牧民观察，雪雀、胡兀鹫、狐狸等野生动物明显增多。在未来植被逐步稳固后，草场还可为大型动物提供觅食场所，进一步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

而恢复后的草场还需要至少三年时间养护。彭奎博士说：“要让牧民来管护，围栏管理三年后这里的草才被真正‘固’下来，然后才可以放牧。我们科学地种，加上牧民科学地管，才有机会慢慢地把这修复起来。”

“牧民和家畜其实也是这个脆弱生态的一部分。”哈希 • 扎西多杰说。融入牧民生活，是草原修复的关键一环。据了解，这一公益项目为牧民提供了技能培训，包括可持续放牧、草原管理的相关知识，帮助牧民提高环保理念。牧民参与草场修复工作的门槛并不高，年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普哇杰说：“随身带一些草种，虫草挖了再放一点种子，草就长出来了。”

此外，在已完成的播种工作中，该项目给当地提供了120人次的就业机会。在之后为期两年的草场看护中，它每年将提供约96人次就业机会。“除了种草，它其实还延伸了很多生计的东西。”彭奎博士说。永续认为，建立生态服务型经济重点综合示范村和生态农牧场发展示范村（户），为社区寻找适合发展的生态产业，并提供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等，都能提高当地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与成效。

当地牧民参与草原治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借助社区居民本土化知识的评估和监督，当地政府和机构还可以减少过度治理和弄虚作假，即将未退化的草场纳入治理。哈希 • 扎西多杰表示，生态修复投入大量金钱，“需要监督和公众参与，包括老百姓的知识。老百姓知道哪个地方是退化的，哪个草地需要修复。”

除了社会力量和当地社区，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三江源地区生态补偿的政策支持力度，保障和改善三江源地区的民生。公益林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生态移民补助等生态补偿政策正在三江源全面落实。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调查、核算、评估也在持续推进。但哈希 • 扎西多杰认为，尽管顶层政策设计和具体保护行动都在不断完善，但由于气候的宏观影响，中下游的环境风险依然存在，环境收益短时间内难以显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定是可持续的、长久的，才能是金山银山。”他说。

界面新闻编辑 |郑萃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