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的巴黎全球气候大会(即COP21,第21届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终于达成了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这为促进全球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有效措施提供了契机;而在此前的2015年9月,联合国成员国曾制定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确定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应该实施的优先事项。

SDGs有别于其他同类国际协议的地方在于,它清晰而简明地界定了非国有行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角色。实际上,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非国有部门责无旁贷。像金属、化学、水泥、农业和林业这些行业都是主要的直接排放源,而所有的企业又都通过购买电或价值链(如交通运输)等对气候变化产生间接影响。

SDGs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它对气候变化适应的强调,而不仅仅只是缓解。缓解是为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结果而需要采取最迫切的行动(比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然而,由于气候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既成事实,我们也需要全球企业(从私有到公共部门)为适应气候变化而做出改变。适应性的举措范围广泛,它包括食品安全、弹性十足的基础设施、更可持续的耕作方法的采用、水资源枯竭地区水源的补给等等。

此次COP21气候协议承诺,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那么,这一新的全球气候协议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随着巴黎气候协议的实施,我们将有望看到,在不同的管辖区域都会出现对温室气体排放更严格的管制,这会导致碳密度产品和服务成本的提高,从而促使企业有更多的动机投资于低碳解决方案。这个过程会是碎片化和参差不齐的,跨国公司会在其全球运营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方法和标准,以保证低碳经济稳步和迅速地实现。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全球企业界表现出强有力的领导力极为重要。联合利华等公司最近的承诺显示了在解决气候变化方面商业领导力的重要性。在COP21召开的前夜,联合利华宣布到2030年,公司将通过实施一系列可更新能源项目而成为一家碳积极(carbon positive)企业。这样的承诺当然是值得赞许的,只不过,是不是所有的商业领袖都对气候变化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一点还存有疑问。

巴黎气候大会之后不久,在英国《卫报》举办的一次可持续商业论坛上,当就应对气候变化企业应充当什么角色这一议题进行讨论时,英国投资公司Alliance Trust的CEO凯瑟琳·嘉诺特(Katherine Garrett-Cox)说:“在过去的12个月,我与欧洲的一些大公司的CEO进行过对话,他们只是说,‘这不是真的,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在这些公司的董事会层面,几乎没有就气候变化是否是一个风险进行过讨论,这太可怕了。”在应对气候变化一事方面,嘉诺特本人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倡导者。

而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2014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9%的北美商界领袖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该智库将北美商务领袖列入全球高管中对此关注最少的行列。相比之下,超过三分之二的非洲商业领袖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政府,商业和民众团体领袖马上采取紧急行动”。联合国警告说,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各大洲,尽管世界大部分地区尚未准备好应对后果。然而,新兴市场的企业高管更倾向于表示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这不奇怪,因为这些地区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经济学家》的报道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态度间的差异程度是惊人的,这显示,发达国家的企业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仍然有相当程度的怀疑。”

在COP21结束一个月之后,凯瑟琳·嘉诺特希望会上达成的协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让更多的企业开始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宜家的首席可持续官史蒂夫·霍华德(Steve Howard)对此表示认同,他说,2016年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去重新发现自己的商业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然而,英国唯一的绿党议员卡诺琳·卢卡斯(Caroline Lucas)认为,政府正在让这种转型变得更加困难。“这是一个不喜欢公众监督的政府,在绿色环保方面政府走的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的。”她说。

自从2015年5月英国卡梅伦政府获得连任以来,因在环境政策的实施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受到广泛批评,比如削减对海岸风的补贴、停止帮助居民实施房屋隔热、减少对太阳能产业的扶持等,此后有不少公司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进入清算程序。

“政府以商业友好的名义所做的,就是频繁地移动球门柱,以致于没有人知道投资于什么才是安全的。”卡诺琳·卢卡斯说:“绿色经济实际上是最佳的投资领域,它能让我们走出我们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同时让排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