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下来了，目前已经降到 2%左右。以较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而非粗放的要素投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义。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思考并解答，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是什么，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来源是什么。这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将碳中和摆到如此之高位置的时代背景。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刘俏，文章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全面展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及其时代使命，充分揭示中国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思维框架，而是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尤其是在碳中和时代，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全面理解碳中和的战略意义和时代背景，辨析普遍存在的关于碳中和的认知误区，明确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和实施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一、 碳中和提出的战略意义与时代背景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目标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提出后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是对中国长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中国经济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定增长，从而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二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有助于极大缓解能源进口依赖问题；三是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体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不仅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动能的巨大转变，而且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牵引甚至倒逼作用。实现碳中和，需要在顶层设计、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发生深刻的转变，而这一系列转变极有可能成为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变革。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搞明白中国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提出碳中和目标，需要对过去 40 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做出一个理性判断。改革开放 40多年，中国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GDP 年均增速保持在 9%以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过去 40 多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可以用索洛模型作为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 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三者之和构成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劳动和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速。要素投入方面，因为“人口红利”，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通过大量的基建、房地产、产业投资，形成了体量庞大的固定资产，这些资产为信用扩张提供了发展过程中急需的抵押品，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为增长提供了稀缺的资本要素；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本身极大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后的前三个十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保持在 4%以上。中国制造业产值在 2012 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20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更是高达 29%左右，几乎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和。

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降下来了，目前已经降到 2%左右。以较高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而非粗放的要素投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义。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思考并解答，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是什么，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来源是什么。这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将碳中和摆到如此之高位置的时代背景。

二、 碳中和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最大动能

再工业化（即产业互联网）、新基建、大国工业、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是学术界常常提及的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继续提升的重要源泉。实现碳中和所需的巨大投资，推进碳中和过程中带来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的深刻变革，决定了碳中和比以上四个动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穿透力。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在 2021 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强调，为了实现 2015 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的目标，全球需要在 2050 年左右达到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而 2021—2050 年全球的总投资规模至少须达到 131 万亿美元。中国目前碳排放规模占全球比例约 30%， 若 IRENA 测算正确， 那么中国实现碳中和需要在 2050 年前投资 255万亿元。

衡量文明形态通常看两个特征：一是能源；二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出行方式。爱迪生和马可尼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爱迪生发明了电，随着化石能源产生的电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人们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最终带来电报、电话、互联网等，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未来 30—40 年，能源结构将发生从化石能源转向非化石能源的巨大变迁；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互动的方式，随着电信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基础算力算法的快速提升，也将出现巨大的变化。当这两个特征发生颠覆式的变化时，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未来 30—40 年，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和动能转换能否找到一个比碳中和更宏大的叙事？

三、 对碳中和认知的几个误区

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大。按普遍接受的碳达峰的峰值计算，中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108 亿吨到净零排放的时间只有 30 年；相较而言，美国从碳达峰时的 61 亿吨到碳中和有43 年时间，而欧盟从 45 亿吨的峰值降到净零排放则有超过 60 年的时间。目前，社会各界正紧锣密鼓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必须指出，明确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合理技术路径，构建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模式，我们迫切需要澄清社会普遍存在的关于碳中和的几个认知误区：

第一，实现碳中和是一个技术问题。无疑，推进碳中和进程必将带来二氧化碳减排、吸收、捕集、封存和利用等技术的巨大突破。然而，实现碳中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学、管理学问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水平，而人均碳排放与人均 GDP 紧密相关。中国是在人均 GDP 只是欧美国家大约 1/5 的水平时开始推进碳中和目标的， 这意味着需要在经济持续增长与碳中和之间寻求一个有效平衡。此外，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制定最优碳中和技术路径和行动方案需要考虑碳中和对就业、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等的影响，分析不同区域和行业受影响的程度。碳中和愿景下，如何在有效配置稀缺的碳排放权时兼顾区域和产业发展不均衡，需要从经济角度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第二，碳中和主要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电力特别是火力发电、钢铁、建材、交通运输、化工、石化、有色以及造纸等行业占中国碳排放来源的 88%以上。有观点认为，把这八大行业的 碳排放量减下来，基本就能解决“碳中和”问题。但是，任何一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都并非“孤岛”，各个行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互为上下游，某一个行业的政策变化或技术变革会在生产网络内层层传递、叠加，产生“乘数效应”。需要评估经济生活中哪些行业对碳中和具有更加重要的节点意义， 发生在这些碳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或针对这些行业的产业政策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推进碳中和，技术本身的内生冲击会改变生产网络（生产函数），碳节点行业会不断变化，而它们与传统的重碳排放行业并非完全重叠。

第三，碳中和主要涉及生产型行业，与消费主导型行业关系不大。学术界有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消费的全球碳排放量占比在 65%以上，其中，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三大来源。以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1.5°C 以内）这个目标来计算，到 2030 年人均消费的碳排放量需要减少到大约 2.0—2.5 吨，到 2050 年减少到 0.7 吨。实现碳中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缓解气候变化将起到重要作用。消费偏好和方式的变化会从需求端倒逼供给端的变革。

第四，碳中和是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在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容易将碳中和理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如果仅将碳中和视为约束条件，在实施路径选择时不可避免地会将经济增长与碳中和目标对立起来。事实上，围绕减排和增汇的技术变革、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等将直接改变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改变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和发展动能。

第五，通过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能够形成统一的碳价格。碳价格的发现对于推进碳中和意义重大。市场化的碳价格能够引导稀缺的碳排放权有效配置，为财政转移支付方案甚至碳税率的制定提供定价的“锚”。现在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中心，通过碳配额的市场交易能够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碳价格。然而，全国统一的碳价格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此外，即使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中心（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所形成的碳交易价格也存在价格波动大、流动性严重不足情况，难以起到引导碳排放权有效配置的作用。实现碳中和需要思考应通过什么样的更有效的市场机制发现差异化的碳价格。

四、 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实施路径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中国意义深远，澄清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碳中和认知的误区，可以为碳中和愿景下构建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的路径选择提供具体的政策思路。

第一，必须聚焦碳节点行业来推进碳中和目标。各个行业之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市场交易互为上下游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网络。通过对这个网络进行分析，可以找到所谓的“节点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里处于关键位置，跟众多的其他行业发生关联。把节点行业找出来，针对这些节点行业制定产业政策，推动技术变革，其影响会通过网络传递出去，形成一个 “乘数效应”。针对节点行业，要通过更恰当的产业政策和技术变革引导和推动行业实现减排。

第二， 引导低碳生活， 改变消费者效用函数非常重要。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在其行为经济学畅销书《助推》中描述了大量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实现政策目标的例子。通过助推，鼓励人们追求低碳节能生活方式，从消费端倒逼生产端，是实现碳中和必不可少的环节。纽约大学教授亨特·阿尔科特（Hunt Allcott）曾做过一个对比试验：每个月住户会收到电力公司的账单，假如在账单里嵌入两个额外的信息———小区平均每户用电量是多少，最相似的邻居用了多少度电，这两个信息加入进去之后，引发用户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机制，人们会把自己的行为跟其他人的行为比较，从而有意识地降低对电的消费。结果发现提供邻居用电信息之后，家庭用电量平均下降了 2%，其效果相当于把电价提高 10%—20%。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估算出消费主导型碳节点行业，通过积极有效的行为干预，引导低碳生活方式，激发个人和家庭参与的积极性。

第三，通过市场交易形成差异化的碳价格，反映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碳减排在机会成本上的差异。需要建立更有效的碳价格市场发现机制，将碳交易体系、资本市场，以碳资产为底层资产的资产证券化引入碳价格发现机制中，更好地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五、结语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于用了 40 多年时间催生出 1.5 亿个微观经济单元，这些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将国民经济各个行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连接起来，形成国民经济的生产网络（Production Network）。而且，生产网络的密度随着市场主体数量的增长和活力提升，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密度越来越大，并形成若干节点行业。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的技术变革等带来的冲击通过生产网络外溢到周边行业，产生“乘数效应”，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发展模式体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成功结合，这种结合取得巨大成功的前置条件，一是数量庞大的紧紧围绕内生节点行业的市场主体，二是节点行业的出现与更替溯源对关键领域大规模投融资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要靠万千市场微观主体、靠每一个个体共同努力。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推进，中国国民经济生产网络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节点行业将会崛起。明确那些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有重大作用的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和企业投资于这些关键领域，保持包括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内的市场主体的活力，维持生产网络的畅通运行，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造又一个经济奇迹的必然举措。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全面总结揭示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伟大价值不在于其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而在于以理论创新的勇气、开放进取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发展中的问题，并不断寻求现实可行的科学方法以破解这些问题。■（节选自《 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