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将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它将重新定义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改变全球生产、贸易、经济和金融系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显示出人类在应对全球危机方面的不足，警示各国加强紧迫感，提高行动力。

近日，德国智库阿德菲（adelphi）创始人亚历山大·卡里乌斯和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主管劳伦·里西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气候政策已成为21世纪全球外交的重点，各国应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推动多边协作新模式的形成。

气候变化带来全方位冲击

面对日益复杂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全方位冲击，当今世界尚未做好准备。各国政府也未采取进一步措施，对经济和政策做出切实有效的调整。森林野火、飓风、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年复一年地刷新着世界纪录，但是人们在震惊之余，并未采取切实行动以改变这一状况。许多国家依然将气候变化视作单纯的环境问题，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对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心存质疑。

实际上，气候变化正在导致珊瑚礁白化、极端暴雨天气、北极熊生存环境的破坏，而海洋作为吸收热量和二氧化碳的缓冲地，也受到了严重影响。例如，海洋温度达到历史新高，并且出现了大范围的海洋热浪。海水酸度比工业时代初期高26%，导致海洋生态系统进一步退化。一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等多个机构发布的题为《2020团结在科学之中》的报告预测，到2050年，面临洪水风险的人数将从目前的12亿增加到16亿，而全世界将有27亿—32亿人生活在潜在的严重缺水地区。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全球气温到21世纪末将上升3℃—4℃。世界气象组织的评估报告表明，较工业革命前，全球气温已经上升了1.1℃，这样的发展趋势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

气候变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居住范围和食物来源。极端高温条件给人类的健康和卫生系统造成巨大损失，进一步导致国际力量失衡，人们的财产受损，资本流动方式改变，不平等现象加剧等。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和随之而来的风险要求国际领导人发挥领导力，引导世界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型。

绿色转型迫在眉睫

《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经济脱碳的目标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政策基础。近年前，来自19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签署了这些协定。最近，欧盟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和英国的“绿色重建”（build back better）计划也再次响应了绿色转型的目标。

要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即在2100年前将升温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1.5℃—2℃以内，世界各国不仅要实现全球净零排放，还必须开始追求“负排放”。然而，如果采用技术手段来实现负排放，如采用脱二氧化碳或太阳辐射管理技术，则会涉及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甚至有可能会加剧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过去十年中，各国的外交机构纷纷号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危机。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上，英国、德国和瑞典等国提出，将气候安全纳入安理会工作计划。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持续呼吁安理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认同气候变化已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欧盟推出了气候外交策略，倡导将气候变化作为外交对话中的战略重点，推动履行《巴黎协定》目标、构建低排放和气候韧性社会。

但我们需要做得更多，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多次将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列为全世界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21世纪全球外交愿景必须与人类面对的风险规模相匹配。

当前的全球治理面临重重阻碍，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高涨，恐慌导致的孤立主义抬头，不断对全球合作形成挑战，而这是人类抗击气候变化的唯一出路。应对气候变化决不能只靠某个国家、政党、部门或机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各方达成共识，采取更为包容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共同抵制并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此外，世界各国还需要更灵活的金融机制，构建新的供应链，发展更多贸易伙伴，帮助气候移民寻找更多移民目的地，着手研究脱碳技术的运用及其潜在影响。最为重要的是，世界需要构建新的合作模式。外交政策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全人类携手共进，共同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峻的挑战。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更加积极地响应和投身到环保部门、民间组织及富有远见的私营企业的环保活动中。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需要人类减少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将气候政策作为各国外交的核心，以实现大规模的国际合作。